前言
唐代生活受到前朝和胡風的影響，社會多采多姿，不管是貴族或平民都有各的休閒方式，現代許多生活習慣在唐代就已盛行，如飲茶、飲酒的文化。但就連現代的人都難以掛在嘴邊說著的嫖妓，在唐人眼裡卻是稀鬆平常的事。在全唐詩5萬首的詩裡，有關詠妓的詩就佔了2000多首，對女妓的稱謂更是繁雜。唐代文人的小說中也喜愛有關青樓的題材，《遊仙窟》、《楊娼傳》、《李娃傳》等。到了唐末，孫棨作《北里志》敘述長安平康坊的盛況。
唐人狎妓風氣的盛行，其原因不是單胡風的影響而唐人生活開放就可以解釋，還包括其他層面的影響。
胡風的影響
自魏晉時代，五胡亂華之時，大量胡人遷徙進入中原，設置在長江以北佔據多時，不僅胡人漢化，不少漢人也胡化，兩者交相影響。民族大融合，高門大族的胡化和李唐胡化的情況下，由李氏帶頭對於狎妓的態度，上行下效影響其他階層。
漢人受胡風薰陶的情況，幾乎到了各層面，包括飲食、服飾、活動和音樂等，甚至是道德觀念也受到影響。唐代一向被稱為是男女較為平等的時代，其因就是受到胡族女性自由開放、地位也比男子高的影響，因此唐人男女間的交往和女性的自由是它代所不能比凝。
漢人桎梏於禮教的時間已久，而胡風的傳入僅僅百年，雖已在唐朝形成禮教不興、閨門不肅的情況，但社會上還是傳出遵循禮教的聲音。初盛唐時，就以一批為數不少的女教著作的出現，包括長孫皇后所著《女則》十篇、宰相王博妻楊氏著《女訓》一篇、韋溫女著《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等。[1]
此風直到安史之亂後，夷夏之防漸嚴後才慢慢轉變，胡風的影響，不在是全面性，僅僅限於享樂主義上。
李唐王氏的鼓勵
高祖武德年間始設立內教坊，雖教坊內所培育之宮妓主要學習的是歌舞音樂，而非專門薦枕的妓。但薦枕的行為還是依然存在，為了拉攏臣下或獎賞功臣，皇帝就會應官員要求允許宮伎與之宿夜。但她們不似現代中陪酒唱歌的妓女，工作內容兩者是對調的。因此唐代的妓女一詞，得先知道，不是今人所知純性交易的婦女職業，而是身懷技藝而兼賣身工作的伎女。
武德年間所設置的內教坊到玄宗初年，可稱為「教坊的創始期」，到了開元二年左右，一直到安史之亂這段期間，可稱是「教坊的全盛期」。玄宗在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居新聲、散樂、倡優之伎。新聲指當時流行的胡俗音樂，散樂則是西域的雜伎幻術，倡優則是歌舞戲弄之類。[2]
這些教坊內的宮伎之眾，但也並不是一直待在宮內取悅皇帝，不時就有宮伎脫離教坊，其情形有三類：
一. 老色衰，恩免歸家。
二. 太冗員、放還出宮。
三. 為官妓或賜與臣屬為家妓。[3]
除卻賜與大臣外，前兩項出宮者為數從數百至數千不等。《唐會要》「出宮人」條云：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又出後宮及教坊女妓六百人…。這些錢伎女，出了宮後在社會上，如無歸所，勢必流於街頭或削髮為尼，在此情形下，唯有利用自身的才藝來謀取生活，加入青樓一途，孰是不得已之路。而青樓文化其實也因為她們的加入而繁盛。
唐歷代皇帝對於底下官員蓄養寵妓毫不在意，因為教坊內的女伎就數以萬計，玄宗時期教坊人總數高達一萬一千四百零九位人，反而常賞賜給功臣。
在唐武德初年時，李世民征討王世充，收復洛陽後，高祖賜女樂一部；玄宗時，李林甫為相，賜女樂二部。雖受賞賜的人不多，但都是位高權重或有重大功勞者。這種賞賜方式，等於君王對於蓄妓的正面鼓勵。朝中大臣一看清君王對於此風的放任態度，於是無所顧忌的模仿，所蓄養常達數時或數百人。
雖在中宗時，曾一度頒令規定官員蓄妓的數量。但玄宗的鼓勵和提倡又再度點燃了士大夫階層對蓄妓的熱情。這些能蓄妓的皆是門第較高或者較有錢財者，對於那些門第不高或無財力者，就只能潛入階層社會裡，留連於娼家，與能歌善舞的藝妓來往，在某程度上彰顯自己也與上階層的人無異，一樣懂的欣賞歌舞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也因此與妓女們留下了不少飽受批評和膾炙人口的詩詞。
進士是唐朝塑造出來的一種新興貴族階級，上從皇帝下至平民，對其愛護和羨慕相當深厚。尤其當太宗為降低舊家大族在政治的影響力及武曌用其來排擠關攏集團後，進士所受到的榮寵到了極盛，逐漸形成了驕矜浮薄的心態，具體的表現就是嗜酒狎妓。
進士的狎妓與當時的曲江宴有關，曲江宴本是為了慰藉天下未及第的舉人所辦，後演變成慶祝新科進士的宴會，宴上不僅皇帝親臨，連公卿權貴也到場，之後聲勢越來越大，不僅有樂人演奏，進士還可挾妓攜酒，宴後在平康坊留宿，林寬「曲江」詩中：傾國妖姬雲鬢重，薄徒公子雲衫輕，敘述的就是曲江宴的盛況。
一般的官員要在宴會上邀妓女出遊陪伴，需得先由官廳出具公文行牒，但進士卻不須此道手續享有優待權，這麼一來，進士妓女的交往與他人比起方便多起更親密。進士及第後，狎妓宿娼幾乎成為例行之事，如文宗開成三年，狀元斐思謙及第後夜宿平康坊後所題：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如此詩詞不只一首，描寫宿娼之夜，自誇夜宿妓女因獻身給新科狀元而感到榮幸的情景，這對後進的舉子們而言是種鼓勵性的作用，宣傳當上進士的好處，並鼓勵中舉後宿娼。
公妓
按照傅樂成先生的說法，公妓包含著宮妓、官妓和營妓。
唐代營妓通常指的是軍營的妓女，但唐人對官妓和營妓的稱呼卻相當混雜不別。營妓和官妓都是侍奉文武官員之狎樂所用，而唐代盛行妓樂，不論是官府送往迎來、慶典夜宴或聚會遊玩，都需要官妓在聚會上陪襯，而背後的風流放浪，不言而喻。
官妓在唐代遍於各地，包括長安、洛陽、太原、越州，甚至偏遠的廣州也有。官妓由當地的官吏掌握支配，不僅能獨占花魁還能隨意送與他人或遣還，甚至能隨著長官的調動跟著前往。官妓如同地方長官的私產，在官員的交際應酬中，是拿來攏絡他人的物品。官妓除了在官員中來往外，在地方官員拉攏地方名士，也會特意派官妓招待。
除卻官妓外，蓄養家妓的風盛也是自魏晉時興盛，而唐代的豪官富商更是競相以家妓的多寡和伎藝自誇，如「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居絕藝上色。」，「隴西王李博又有妓妾數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弦歌自娛，驕奢無比。」[4]
宗教
在宗教上唐代也是個多元的社會，對於宗教持以包容的心態，如有唐代合稱為「三夷教」的景教、祆教及摩尼教。在所有宗教最盛行的就是佛教和道教。中國道教奉老子為祖，以《道德經》為教義經典，思想承自先秦道家特別強調負陰抱陽，調協陰陽以入道成仙，達到長生不老目的。此觀念形成各種養生術的產生和發展，其中一法門，以藉為男女交媾的方式達到體內陰陽調和，成為「房中術」。
雖然長生不老和成仙的法門許多種，但漢人對於其中房中術的學習可是樂此不疲的。東漢的《漢書藝文志》載錄了房中八家外，劉向的《列仙傳》，東晉道士葛洪所著《抱朴子》，南朝陶弘景的《養性延命錄》等，都是說明房中術的流行。
房中術所需花費不多，又能得到其至樂，甚至可得道成仙。就因為省錢的緣故，一些上層貴族就盡量想方設法，多娶妻妾，多御美女，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貴族之間爭相蓄養婢妾家妓，還彼此公開交流交媾技巧。
生活奢靡，和敘養成群家妓的風氣流傳到唐代，豪官富商更是競相以家妓的多寡和伎藝自誇，前述的寧王和李博就是一例。文人一樣受到君王崇尚道教的影響，，李唐稱李耳為自己祖先，也熱衷於此道，唐代著名的白居易、牛僧孺等都是敘養家妓眾多，以作為修道之用。
唐代的尼冠會出家的原因，包括
一. 或自己本身篤信宗教而出家。
二. 家人作最而走投無路者。
三. 破紅塵，尋求歸宿。
四. 寒女子，為糊口飯吃，不得不到寺觀。
五. 女或姬妾以觀寺為最後終老之處。
妓女因年老色衰而退出娼妓行業，通常是沒有一個歸身之處，紛紛選擇出家為退休後的選擇，可在唐代不少詩篇中找到送妓女出家的文章。這些女子大多數出家目的非是一些嚮往清修，而是生活境遇所迫，因此修真意志不堅定，易受外界引誘。唐朝由於崇尚佛道，觀寺林立，當時文人又有在山寺道觀讀書的風氣。這造成了文人和寺觀中尼冠有相交往來的機會。在清修意志不堅的情況下，難免擦槍走火。
在初唐駱賓王的「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盛唐劉長卿的「戲贈於越尼子歌」，韓愈的「華山女」等，都是描述出家女放浪輕佻的情形。[5]唐女冠還時常出入豪門，與士大夫交往頻繁，同席共飲或聯袂出遊，唐代中最出名的，當屬晚唐時的魚玄機，交遊廣闊的她與當時名士，如溫庭筠、李近仁、左名場等人除宴會同遊外還有詩書往返，內容浪蕩，說是女冠到像是名娼妓。
平康坊
唐代首都長安城，內部格局有如棋盤分布。唐皇城位在朱雀大街最北端，而長安城內最多民妓聚集地點則是皇城右前方的平康坊，位在中雀街東第三街，也就是皇城東第一皆從北算來第五坊，屬於長安東北部的最繁華之處。
平康坊東邊為繁華熱鬧的東市；南為宣揚坊，即是權臣揚國忠的住所，而李林甫住所則在平康坊的東南隅，可想而知當時必有眾多達官貴人爭取住於兩位權臣附近；北為樂器商集中的崇仁坊，也是應試選人落腳之地，車馬輻輳，晝夜燈火喧嚷不絕，而平康、崇仁坊間的橫街，乃是長安交通要道，兩側旅館林立，是著名鬧區；西側的務本坊則是國子監、孔廟、太學、四門學等所在地，眾多年輕學子集中在這。
因尚書省官署位於皇城東。皇城東門的景風門，門外諸坊成了舉子、選人、外省駐官吏和各地進京人員的聚集地。各地方鎮駐京辦事處稱「進奏院」，在城東各坊內皆有，而光是平康坊裡就有15個進奏院。每年進到長安中的考生和選人至少有數千人至數萬人。這些大多由文人組成的外地人成了平康坊妓院的重要顧客，長時間待在長安的日子中，顯然佔地利之便的平康坊就是一個消磨時間好去處。
每年進京考試的人數眾多，在等待考試或是放榜期間對於這些人，平康坊的妓館就是他們最好的社交場所。當時科舉盛行「行卷」風氣，為了增加中舉的機率，舉子除了投名片請各方時賢名士推薦外，還大舉宴會或攜妓出遊都是為了增加在社會上的聲望，以引起考官的注意。如《開元天寶遺事》中記載”進士鄭愚、劉參、鄭寶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牛，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呼，自謂之顛隱。”
放榜後，新登科舉人也會在青樓娼館大宴友人，同歡慶祝；失意落榜者也會到青樓裡，找尋藝妓安慰，在這顯示自己的才情或宣洩未中舉的憤懣，留下或褒或貶的文章，其實也是某程度上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而作，也許說不定能引起現任或未來考官的注意。
婚姻
唐代社會風氣承襲魏晉，因此注重在社會上的階級。而不管是為提身自己的階級亦或是保持其地位，都得選擇高門為對象，尤其以娶五姓女─崔、盧、李、鄭、王氏為首選，因此政治婚姻或財婚在唐代極為興盛。在此種婚姻結構中，所娶者非各個貌美或溫柔似水，對於士人而言，婚姻只不過是政治前途和和社會地位的保障方式。而唐代的女性地位以比起其他朝代，有明顯的提升，但這種提升卻非是近代中男女間相處模式。
唐代是個一夫多妻的社會制度，不同於現代的一夫一妻。雖然還是有房玄齡和任懷等少數人有懼妻的行為，而其他即使是同意自己的丈夫娶妾，但妻子的地位卻絕對凌駕於眾妾之上，因此正室凌虐妾的事屢見不鮮，唐人段成式說「大歷以前，士大夫妻都妒悍者。」[6]反應此種情況。婚姻不是心甘情願，而正妻又凶悍非常，因此需從狎妓或與其他女子身上而得的精神上紓解。
其他
唐代婦女因社會開放對於異性的交往視為正常，在全唐詩中，有許多女性詩人的作品，詩中表現其浪漫和對異性的愛慕之意的大方，對於唐代男女間的交往可是一大推力。唐人對女性的大方示愛是不嚴肅的對待，全唐詩中就有幾首宮女將詩藏於軍袍或題詩寫春心蕩漾、風流之事，雖被皇帝發現但卻不阻攔甚至撮合之事。
政治上的不順利也容易讓文士們將心思投入狎妓上，以尋求安慰。如韓愈三試吏部無成，後更貶至潮州，仕途的不順而轉為聲色自娛，「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銀燭未消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香」等詩句才出現。白居易詩集中留戀娼妓的作品俯捨卽是，是因被貶為江州司馬後，在宦海中沉服不定，才終以詩賦酒色為晚年生活依歸。杜牧和李商隱則是因在牛李黨爭時受到牽連，其中杜牧被貶後更忘情聲色，甚至在洛陽贏得青樓薄倖名。
結論
唐文士對於青樓文化的創作不遺餘力，讓後人了解他們生活中對於狎妓的樂趣所在。自東漢以來的世家大族皆注重門風，但到了唐代不管是否為舊家大族或新科進士都對狎妓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往的儒家所重的禮教在狎妓風氣這點上被抹去，唐人皆怪是胡風影響所致，因此在安史之亂後，注重禮教的聲音才又在社會上響起。
但胡風最多只能算是起因，只是讓唐代社會較為開放自由，對於狎妓的流行，還是有其他的因素造成，李唐王氏的間接鼓勵就是其中一個原因。進士是文人的目標，這些進士和社會聲望高的士人一舉一動都成為一般文人所學習的對象。狎妓的風氣並沒有因注重禮教而絕跡，反而成為之後漢人的生活習慣一部分，一直到了近代，女性主義抬頭，禁娼才成為趨勢。
狎妓風氣盛行還有另一個現象，宗教的盛行，文人在文學創作上常將仙女的形象投射到女妓上，成了仙妓合流的情形。其因多種傳說皆將神女、仙女形容為沉魚落雁之貌；唐代多位女冠、女尼行為不檢，與文人共赴巫山；與神女相處，其對象就是個浪漫的選擇，對於政治事業有挫折或正妻不允許納妾等原因的文人，與青樓妓女或公妓短暫的相處，就與神女相處一樣，是個浪漫沒有結果的故事。
[1] 《唐伎研究》廖美雲著，臺灣學生，民84，p118
[3] 《唐伎研究》廖美雲著，臺灣學生，民84，P141.142
[5] 《唐伎研究》廖美雲著，臺灣學生，民84，P208
